但这种做法若是没有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作为载体，极有可能不受控制，最终无限扩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是孙可望竭力避免政治运动扩大化，更不鼓励相互举报的根本原因了！
人的下限实在太低了，在战争年代，人就是双腿禽兽，若是还将政治运动扩大化，人就成了贴着政治标签的禽兽。一个汉奸的名号扣上，就不知道能杀死多少人了！
孙可望知道那段历史，很清楚权力一旦被滥用，便是高官大臣都逃不掉，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更会是一场致命的灾难。
在这样有限的“全面严打”之下，整个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清，各地官员杂役敲诈勒索，营庄，工坊负责人侵吞公产也不再敢明目张胆，底层民众也得以喘一口气。
一个多月后，长沙城的刑场上，大大小小三百多名官员被绑着跪在地上，其中既有中央大臣，也有地方大员，以及许多管庄，工坊，配给站的负责人，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商贾。
这些所谓的商人，便是家财万贯，在全力开动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都根本不值一提。
近三个月的严打，西南五省的贪官污吏全都被集中在了一起，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他们都听说了世子殿下亲临刑场，要亲自监督斩首。
孙征淇处理完宁乡的事情，便直接回到了长沙，不过那时候孙可望已经北上湘阴，岳阳巡视军务了，父子两人并能见面。
不过，孙可望早有安排，让他跟着王尚礼指挥反腐行动，顺便重新熟悉政务，提拔亲信，为今后前往广东监督掣肘李定国做准备。
孙征淇看着刑场那些官员的罪行书，眉头紧皱，这一个多月来的经历，不比他在宁乡小半年的更加震撼，使得他甚至产生了朝廷的贪污腐败根本无法治理的绝望念头。
在这个权力监督就像是笑话的年代，但凡给官员一点权力，对方就会通过腐败，无限扩大之，然后换取金钱利益。
不说官员，便是那些工坊的负责人，营庄管庄，各地仓库的管理人员，县衙的衙役，手中不过一丁点权力，都能以权谋私。
刑场上的这些，都不过是各地的典型代表罢了，孙可望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起来，大部分人在主动自首，然后吐出了一部分赃物赃款之后，只要手上没有人命，只会被象征性地处罚一番。
毕竟，整个政权的运行还需要这些人，孙可望在基层做的这些，警告意义其实大于实际意义，他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这世道，饿死的永远都是胆小的，守规矩的。但大明的律法，孙可望在各地的推行的政策，又把民众给死死套牢了，不守规矩的普通人，面对国家暴力机器，也只有死路一条！
官员宣读完了刑场之上的二十几个主要罪犯的罪状之后，其余的人都只是念了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