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人并不知道苏伊士运河，这条由埃及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修建的运河经过了复杂的转换，运河的所有权却不在他们自己的手上，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才将运河的所有权收回。
拿破仑刚在安特卫普融了4亿法郎，他可以挪用一部分费用来收购梅赫伦铁路的经营权和所有权，而梅赫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比利时最高法院的所在地。
比利时人对统治者的评价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们的日子有没有好转，不论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还是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施政都颇得人心，而查理六世成立奥斯滕德公司除了是因为荷兰人的游说，开辟亚洲贸易以外，还为了解决尼德兰南部的经济困难。
曾经繁荣的布鲁日确实变得萧条了很多，连清淘运河的钱都要慢慢筹。
它太接近伦敦，而且汉萨同盟也已经凋敝了，以前的手工业联盟变成了粮食出口为主，这次法国和英国的粮食危机，都是因为波罗的海的粮食减产引起的。
随着和平全面到来，“捕捞法”将不再适用，这就意味着商船运送物资的时候不再需要承担运送“敌货”的风险。
每个保险公司的保险条例各不相同，一艘船被“捕捞”极有可能导致小商人的期票无法兑现，而英国的承兑汇票制度解决了他国进出口上人的后顾之忧，从而极大得促进了汇票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也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小小的布鲁日确实看起来很难有胜算。
有价证券有代表股权和债权的，可以用通行税进行抵偿，反正这些“鲨鱼”肯定有自己的途径获取内幕消息，塔列朗不是也收到了外交内幕，通过低价收购奥地利债券狠狠赚了一笔么？
法律里没有规定禁止塔列朗这么操作，他又没有泄密，只是利用消息差，和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卢之后的操作差不多，另外还有取代股份公司的信托制度，法律同样没有禁止，在私权利上凡事法律没有禁止人们去做的都被认为允许，这就是无禁止即自由。
征兵对英国公民来说并不是愉快的体验，工匠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改造或发明出新的机器，成为类似瓦特、索霍和伯明翰那样的工业领袖，而且回报颇丰，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愿意参军。
法国的情况则是相反的，确实有存在逃兵的现象，早早就结婚，或者把牙齿拔了，却是少数，拿破仑给了那些士兵荣誉感，他们不再是俄国农奴那样的“贱民”，被逼着参军，而是祖国卫士，还有他荣誉军团的奖章，虽然也有人不把它当一回事。
列日大主教曾经就服从和效忠进行了区别，他对国王说：对于教皇，我们必须服从，而对于你，我们则必须效忠。
在教会等级体制内，人们必须服从更高级的权威，但这个前提是前者必须不犯错。
人们对路易十四在欧洲事务的评价很高，但是巴黎人却不赏识他，很多人都在抱怨国王在凡尔赛花的钱比用在巴黎多得多。富凯，也就是那个因为住处过于豪华，而被罢免的财政大臣，他被判罚也经历了漫长的庭审，虽然他是以贪污罪受审的，随着时间越长，巴黎人对他反而升起了同情，因为比起贪污的财政大臣，人民更讨厌冷酷无情，建立了包税总会又纵容手下包税人贪污的科尔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