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论罗马帝国衰亡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所受到的抑制》曾这样写道：从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滋扰罗马帝国西部开始，欧洲发生了重大改变，野蛮民族对原住民的掠夺迫使城乡之间的贸易中断，城市空无一人，农村无人耕种，曾经在西罗马帝国统治下异常富有的欧洲变得贫穷、野蛮。
古罗马时期土地仅仅只是作为维持生活和享乐的手段，比如种植小麦和葡萄，用来做面包或葡萄酒，罗马人也不分长幼男女，是自己的孩子都会分到一块土地。当时的“财富”是指的奴隶、金银、牲畜，宏伟的罗马是由奴隶们兴建的。
罗马是农耕民族，放牧是游牧民族。因为没有马，罗马骑兵也就没有步兵多，而步兵主要是自耕农，他们跟随统帅外出征战，像攻伐特洛伊的英雄们一样将战败国的国民掳掠成为奴隶，另外还会将当地的艺术品搜走，装点他们的豪宅和庭院，古罗马很多艺术品都是希腊风格的，甚至罗马神话也只是将希腊诸神的名字改了一下。
不过当土地不再是维持生活的手段，还是权力的手段时，将其完整地传给一个人似乎更为恰当，长男继承法就应运而生。
这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动乱接连不断的中世纪，大地主的精力都耗费在了保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扩展领地的事情上，对土地的耕种和改良则疏于照顾。当进入和平岁月，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对土地进行耕种和改良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心思，如果他是个头脑灵活很会做生意的人，会把每年的储蓄用于购买新地产，而不是改良原来的土地，毕竟当时还有大量未被开垦的土地，因此大地主大多数都不是大改良家。
荷兰地势低洼，沼泽很多，但只要把水抽走就能成为农田，这也是改良土地的一种办法。相较于地主，农民进行土地改良的速度要慢很多，因为对于农民，大多数的土地收成都要用于缴纳地租，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实行轮耕是基于当时养羊的收益高于种地，无意之中改良了土地。
最早谷物是禁止出口的，除非获得特许，古代欧洲对地主和农民实行的政策都对土地耕种和改良不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及了奖励金，鼓励粮食出口也是避免国内粮食过剩，造成粮价下跌。乔治安娜则在担心12个亿的“常平仓”，只有达到了这个水平，当法国再次发生饥荒的时候，常平仓才能起到调节价格的作用，避免法国大革命时粮价飞涨的情况。这也是拿破仑式的“每个法国人的锅里有一只鸡”，但农民收入提高后他们才有钱去改良土地，或者说再购买土地，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人其实和罗马共和国的军人差不多，都是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利益当然是积极的。
不过18世纪末的军人和古罗马时代的军人不同了，如亚当斯密说的，决定胜负的关键与其说是兵器使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还不如说是纪律、秩序和对命令的服从程度。古代战争训练一个士兵她不清楚要多久，反正法国新兵三天就上前线了，听说在开罗那些随军去的学者、大学生们只用了3分钟就训练完毕，紧接着就上房顶和老兵们并肩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