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总兵府座落在一座距离汕头不远的岛屿上，管辖着闽南、台湾和粤东海的海军军事，在总兵府里有一颗大榕树，据说郑成功曾在这棵树下招兵收复台湾，因此被称为“招兵树”，旁边还有一块石碑，写着“闽粤界”3个字，当时在南炮台上放炮，赶走海盗的正是闽澳总兵的手下。
过了这个岛就意味着进入福建，同时提督也从南澳总兵那里获得了一个好消息，福建海域并没有猖獗的海盗，那伙袭击他们船队的海盗可能是来自南海的。清政府为了消灭郑成功和南明势力，加强了福建沿海的防御，海盗是不敢来的，至于倭寇则在清初就很少见了。
丰臣秀吉的刀狩令让农民无法拥有武器，即使是爆发农民起义，他们也只有镰刀和锄头。
拦轿诉讼是一种诉讼方式，农民会拦住老中、奉行或藩主的轿子提交诉状，这种诉讼方式只有在向各领主直接申诉而未被采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对于农民来说，起义是仅此一次的搏命之举，正因为如此农民起义有不同于平时的昂扬和狂乱，如果有别的渠道获得公正，他们愿意尝试。
在宽永饥荒发生时有的大名不仅没有赈灾，反而在这个时候加赋，比如东北的会津藩四十万石外样大名加藤明成，为了提高年贡率，让无石高的土地缴纳粮食，并追加各种税令，宽永十九年的歉收又恰巧在这里爆发，猪苗代、磐濑等地区的百姓只得流亡他处。
能逃荒的首先逃荒，不能逃走的则会寻找时机，在宽永二十年，加藤因为生病而告老还乡，在新的藩主保科入驻会津藩之前，耶麻吕郡的农民和肝煎向幕府奉行发起诉讼，称加藤擅自增加石高，只有90石的土地却称有300石。
这次直诉是发生在藩主交接的时刻，大规模逃散之后。福建发生歉收时也是首先逃荒到暹罗、台湾，即使乾隆四十五年，布政使在荒年宣布设置常平仓也没有立刻爆发民变。
无人可以确定当时林雨化的声音有没有被忙着过生日的乾隆听到，相对于海盗，福建秘密社团的问题更让人担忧。以至于当某个寺庙香火极盛，信徒越来越多，或某些祭祀仪式风靡起来，官员便要向BJ写奏折禀报，皇帝会很快发下敕令，要求民众呆在自己的县里，宣称去远处烧香既耗时又费盘缠，而且有悖礼数，不给不法盟会任何机会，因此渐渐的“烧香人”也和莲花一样，成为谋反的象征。
这并不涉及提督要调查的内容，后面的旅程要轻松了很多，即便停留时间也不长，很快他们就到达了厦门。
厦门的对面有个叫“鼓浪屿”的小岛，岛上的炮台拱卫着厦门的出入口，即便失去了日本和暹罗，这里依旧繁忙，从台湾来的大米、糖从船上搬下来后，这些大船会将一批接着一批的福建人运往台湾。
只要能挣到钱，不论命运把他们推到何方，福建人也会到外面闯荡，他们认为“爱拼才会赢”。
家乡给他们的只有开销大且拥挤的生活，远不如在外面过得舒服，但是他们还是会返回故乡，无论他们谋生的地方距离故乡多么遥远。